（上接A03版）

记者 梁应杰

在小灵通大踏步征服全国市场的同时，徐福新所在的余杭电信小楼也日渐热闹。起先还是国内同行来取经，那时几乎所有地方的电信公司都面临和余杭一样的问题，小灵通简直是救命稻草。后来，泰国、哥伦比亚、日本、越南等国外友人也来了。

不过，来得最频繁、最着急的一群人，还是中兴、华为、大唐电信和东方通信的高管们。中兴董事长侯为贵、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等人都和徐福新打过直接或者间接的交道。他建议过UT斯达康和中兴做小灵通基站的国产化，让华为也进入移动终端市场。

积极的中兴和迟到的华为

在这些通信器材供应商眼里，小灵通确实是座“金矿”，只是碍于技术的迭代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于怎么挖，各自的想法有所不同。

这其中，最积极的当数中兴。为了小灵通项目，光研发人员就投入了300多号，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小灵通发射基站的国产化。很快，小灵通成了中兴的支柱产业。到了2003年，这部分的营收达到160.36亿元。一年后，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

另一家叫华为的公司态度就要模糊很多。1999年，这家公司刚在内部启动创业计划。UT斯达康就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那时，靠着小灵通业务积累的渠道资源，他们捆绑销售交换机、光网络和无线产品，让华为很是头疼。

影响直接体现在业绩上。2001年，华为出现创立以来首次停止增长，次年甚至出现了首次亏损。亏损的根本在于任正非对移动通信市场的误判，既错过了带有过渡性质的小灵通，也没有押对CDMA的技术路线。

2002年年底，任正非痛定思痛，决定拿出10亿来做手机。在此之前，他已经6次否定了无线部门提报的进军手机终端的方案。一年后，华为成立手机研发部，同时进入小灵通和手机市场，前者用来打压UT斯达康等竞争对手，后者抢占未来市场。

因为没想从小灵通上赚钱，华为几乎贴着成本价出货，很快占据了25%的市场。2005年，由于价格战，UT斯达康亏了数亿美元，被迫停止了3G领域的投入，从此一蹶不振。

亚洲第一单体建筑

作为从业近60年的通信老兵，徐福新至今还活跃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课堂上。

随着小灵通的走红，徐福新经常要到外面做技术指导，久而久之无法兼顾局里的日常工作，最后辞去了局长职务，一门心思地扑在了“小灵通”的发展上。后来他跑了全国700多个县，两三百个城市，认识的人都叫他“那个搞小灵通的人”。

“小灵通对浙江省通信产业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徐福新表示，现在浙江和全国耳熟能详的通信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只要经历过那个时期，几乎都和小灵通产生过联系，像是东方通信一度也是以生产小灵通为主营业务，富士康也曾是小灵通的代工。

如今从事手机销售的水皮是在2000年后来杭州的，当时他和整个团队20余号人一道被从江苏挖到杭州，先后在UT斯达康位于下沙、滨江的工厂从事小灵通维修服务。当时，杭州职工人均月收入才1000元多点，而他们每月的保底工资达到了5000元，算上计件部分，一个月收入能轻松破万。

两年半后，水皮离开了走下坡路的UT斯达康，一头扎进了风头正劲却游走在黑色边缘的山寨机行业，后来成了手机销售的正规军，娶了在千岛湖的姑娘定居杭州。

2004年，UT斯达康从文三路搬到滨江总部。那是他们斥资13亿建造的“亚洲第一单体建筑”，外观全部由铝板和玻璃连接而成。当时为了设计好厕所，他们请来了全球顶级的厕所建材商，设计完毕后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还亲自体验了一把。那里也是杭州第一个引入星巴克的办公楼，据说里面的垃圾桶要几千元一个……

然而，搬入新大楼不久，他们就遭遇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并且一亏就是整整6年。2009年，这栋大楼以9.5亿元的价格被卖给了中南建设，创下了当时杭州写字楼出手交易的多项纪录。后来，这里成了滨江高新区最早一批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产业园：滨江海创园。按照规划，这栋楼能容纳上万人同时办公，但最终UT斯达康杭州公司的员工也不过四五千人。

1999年，那个秋日下午的故事

从UT斯达康退出后，吴鹰成了一位职业投资人。他亲眼看到了软银前后1.6亿美元的投资像吹泡泡一样，通过资本市场变成30多亿美元成功离场。当然，更知名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一个秋日的下午，地点就在他办公室。

那天，新浪王志东、搜狐张朝阳、网易丁磊等人纷纷赶来“相亲”，朝圣因投资雅虎一战成名的孙正义。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身穿夹克、拿着半张纸的小个子，名叫马云。据说他讲到一半就被孙正义打断，决定投资，吴鹰的力荐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主角从吴鹰换成了UT斯达康的另一个创始人薛村禾。在那次6分钟相亲之后，他向日本软银总部上交一份报告，强烈建议要投就只投马云一家。

不管是哪个版本，接下来的两年，马云顺利拿到了2300万美元的投资。出资的软银中国由软银与UT斯达康合作成立。后来这笔投资获得了超1000倍的回报。

“从很多层面来看，UT斯达康就是当时的阿里巴巴。”徐福新常常能想到这两家公司的相似之处。比方说，两家公司都在滨江待过，都被上海市政府热烈邀请过。

还有个非常有趣的巧合，2000年，徐福新接受了《南风窗》的采访，当时的记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文章标题是《小灵通引发电信大变局》。5年后，这个叫郑作时的记者写了一本书，记录了当时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历程，书名为《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最辉煌的时候，UT斯达康的税收占了杭州市的五分之一。更别说，在杭州人均年收入2万元不到的时候，UT斯达康就提供了数千个月收入过万的岗位。即使没落了，他们培育的数千位工程师和通信行业高管也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光发热，书写不同的传奇故事。

曾经担任UT斯达康全球高级副总裁，和吴鹰同样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周韶宁，2006年在杭州创立了百世物流；曾担任UT斯达康董事、高级副总裁的陈亦刚在杭州创立了三网科技……

也有一些高管走上了和吴鹰一样的道路。曾任UT斯达康CEO顾问的赵令欢，现在是联想旗下弘毅投资的总裁。现任海纳亚洲董事总经理的王琼1997年加入UT斯达康，2012年见了一位27岁的创业者张一鸣，对方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通，那是今日头条的产品原型。

这些故事和桥段简直就是2014年阿里赴美上市后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场面更轰轰烈烈、风风火火。

2009年，也就是在UT斯达康滨江大楼被转卖的同一年，上万名意气风发的阿里人上演“阿牛过江”，将总部搬到滨江。回过头去看，那就像杭州新老科技巨头的一次接力。